来源：艺恩网 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936383.shtml
作者：郝杰梅
原标题：电影局召开在京部分导演座谈会，聚焦创作质量，攀登创作高峰
截至目前，2016年国产电影故事片的立项超过2000部，预计到年底立项将超过4000部；今年国产电影的生产规模也有望达到700部；同时国产电影的投资主体达到1500家，高峰时期达到2000家，其中可持续从事电影创作生产的主体超过300家。
终端建设方面，目前电影银幕数已突破3.77万块，每天饱和排场的数量可达到21万场。
另据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国电影的票房增速仍然超过了13%，观影人次增长了22%。而北美今年1-6月的增速仅为0.4%。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电影仍处在稳健发展的阶段，并且在发展过程当中仍然呈现出产业的巨大活力和生命力。
但从今年4月以来，电影市场出现了票房增速放缓的情况。伴随着电影市场的起伏，以及市场高速运行中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和干扰，出现了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前景、发展道路不全面、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评价。
针对电影市场增速的放缓，以及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言论的出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日前组织了一场在京部分电影导演座谈会，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副局长李国奇、副巡视员周建东，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研究员李迅，宁浩、徐峥、陆川、丁晟、大鹏、乌尔善、宁海强、张一白、陈力、陈国星、李骏、忻钰坤、李蔚然、程耳、韩延、路阳等16位中青年导演齐聚一堂，从创作的角度聚焦当下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面临的新挑战和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国产电影的创作质量和水平，保持电影产业继续维持在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张宏森（电影局局长）
面对更大的开放格局
中国电影要有底气与信心
今年以来，电影文化的多样性开始形成一个非常稳健的、固定的发展形态，《勇士》《第四道封锁线》等主流电影作品在持续提高质量和水平；《三打白骨精》《美人鱼》等“中国式的大片”敢于尝试、敢于探索，走出了一条非常勇敢的道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局面；同时，一批形态各异的类型影片也开始在涌现，很多脱离类型羁绊、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影片，例如《我们诞生在中国》等作品，在今年获得了很好的成长。
正是因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和良好态势，养育了我们的文化多样化，养育了各种电影作品，有可能在这片土地、在这个市场上获得成长的可能性和广阔空间。市场化、产业化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要走下去的电影发展之路。
对于电影从业者来说，我们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坚定信心非常重要。同时，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广大观众给中国电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虽然观众人次仍然在增长，但其中一定有因为新增的5000多块银幕而带来的自然增量。特别是5月份以来，视频网站的观众人次增量是1000%，而电影行业是20%。这个数字对比是极为悬殊的，观众有可能正在被新的视频媒体、新的娱乐方式分流。我们要看到，整体发展形势仍然并不是那么乐观，也不容我们那么放松，更严峻的挑战和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观众在不在？观众丢没丢？这是世界电影的一个共同命题。把观众留住靠什么？要靠质量和水平。质量和水平分解开，就是需要有工匠精神，要有创新度和新鲜度，要有饱满的情怀、人文的精神、价值的引领。
那么，中国电影的发展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创新。我们要坚持质量和水平的追求，就必须要坚持开拓创新的勇气。历史留给今天的中国电影一个崭新任务，就是必须用更大的力度去开拓和创新，在电影形态、电影语言、电影类型、电影模式各个方面，都要敢于尝试走出自己的步伐、做出自己的动作，千万不能在一个固有的水平上进行低水平循环，千万不能在一种历史的模式当中固步自封，千万不能像一般的参数和一般的公约数看齐，而是要向最高的标准看齐。
所谓创新，我们必须要坚持规律、坚持规则。创新绝不意味着不尊重历史，绝不意味着不尊重规律和规则。面对更大的开放格局，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国电影要有底气，要有信心，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怕”两个字，有了这两个字，我们就会有自己的方法论，我们就会有自己的精气神，也一定会攻克难点、再创辉煌。
张一白（《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导演）
穿越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做大做强
凡事都有高潮和低谷，世上万物都在波浪式前进的形态上发展变化。去年电影市场很好，今年大家也都在积蓄能量，冲向一个更高的高峰。我对今年的电影市场依然很有信心，也对自己即将在国庆节档推出的新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充满信心。我曾和多位电影人同仁交流过，他们也都憋着一股劲，要拍出更好的电影作品。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因为资本大量涌入电影界，确实也存在着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很多电影拍摄得很仓促。但我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我们做导演，好像是在搞艺术，但实际上，不管电影规模多大，当导演决定拍电影的时候，包括一些以国际电影节为目标的电影，最后也要被放到市场上博票房。电影上映的那一天，决定了一年、两年甚至一生的努力。这是导演共同的宿命。
当电影上映后，要面对各种风起云涌的“厮杀”，纷繁复杂的各种言论，让导演不得不在艺术创作之余，做更多的“自我心理建设”。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投入全部精力到作品当中，就是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能够拍电影、能够拍出好电影。穿越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做大做强。
宁浩（《心花路放》《乡村教师》导演）
从中国文化中寻找适合电影表达的结构形态和故事形式
近两年，国产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大规模的类型探索。此前我们开始做类型片探索的时候，看了很多关于美国电影的书，但这种文化产品是不能够平移的。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坚定本土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从自身出发、从当代出发，从中国文化中寻找适合电影表达的结构形态和故事形式。
寻找这样的表达，首先可以从《西游记》这样的古典IP中寻找，但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到生活周围寻找，这是一块特别重要的文化土壤。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很少改编小说，都是从身边的朋友寻找原创的灵感和素材。中国人不可能老吃牛排、吃西餐，更习惯吃面条、吃蛋炒饭，这些都是从我们基因中带来的。
近两年的大银幕上，拙劣的模仿越来越少，反而一些诸如东北文化、四川文化衍生出的作品非常有生命力。我们以前提“西学为体，东学为用”，然而西方电影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和工业积累过程，但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发现，独立完成大工业规模的作品还有一点差距。
香港的系统能够操作，但由于文化和意识的差别，在落地实行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困难。通过正在筹备创作的科幻类型新片《乡村教师》，我希望我们自己的制片队伍和制作系统，能够有更多的锻炼机会，能够弥补技术短板、经验短板，独立操作复杂的大片，把本土文化和高新技术高度结合。
徐峥（《泰囧》《港囧》《印囧》导演）
需要建立健全电影综合评价体系
去年的《港囧》带着我自己的一些情怀和意志，结果很多观众不买账，这对《人在囧途》《泰囧》的观众基础和信赖度，是一种透支。我不认为《港囧》犯了个人主义错误，但创作上确实有一些问题。在创作新片《印囧》的时候，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希望在电影里加入个人表达，但我背负的是15亿以上票房的包袱。如果上映后只有5亿票房，观众和业内人士都会觉得我失败了。
我以前演舞台剧，在剧场里直接面对观众，我能非常直接地感觉到观众的特点。现在，还有观众跟我说，觉得《人在囧途》最好。其实，《人在囧途》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点，原版故事源自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一个代表城市文明的人，一个代表相对层次较低的人，加上极富中国特色的“春运”背景，并进行类型片的创作手法的包装。近期王宝强的私人问题也让我更加懂得，电影是非常大众的文化，而《人在囧途》的成功来自于王宝强的广泛群众基础。大家似乎并不关心中产阶层是否成长，如果一个相对强势的人处于弱势状态，观众会认为这是真正的喜剧。
对于个人创作，我可以根据市场和观众反馈不断调整。不过我困惑的是似乎我们目前只有票房这个评价标准，除票房之外的综合的评价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创作中很难去体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另外作为创作者，我似乎缺乏“安全感”，创作团队难以稳定，像以前的合作伙伴王宝强、黄渤都去当导演了，束焕等很多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或公司，甚至连录音师都开始当导演了。
这说明电影产业发展红火，但同时也意味着人才队伍的严重缺乏。我们是在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去完成好莱坞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所以对于今年出现的增速放缓，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表现。
陆川（《我们诞生在中国》《九层妖塔》导演）
要学习好莱坞对待电影创作的“态度”
《我们诞生在中国》这种在我们市场上非常稀缺的自然类型电影，票房已经超过6000万元，让我们看到的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凸显的庞大基础和多样性的可能。拍摄《我们诞生在中国》，我和迪士尼合作了三年，合作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对创作非常认真、非常尊重。
这部电影一共剪辑了10遍，每次剪辑后，迪士尼组成了24人的团队，其中一半人得过奥斯卡奖，审看完统一填表，并进行讨论。而且，他们的每部电影都是如此。三年间，我飞了20多趟英国，几十趟洛杉矶，每天都在讨论——如何创作一个好故事。
另外这部影片的调色师是李安新片《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战事》的调色师。一部1000万美元成本的电影，居然用的都是这个级别的创作者。摄影师也是顶级摄影师，来到中国的深山里十几个月每天吃方便面，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用心在做电影，他们对待电影的态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这值得我们警醒，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九层妖塔》后期制作阶段，因为预算有限，我和17个年轻人一起做了6个月。电影上映后，17个人一共开了6家公司，不可能再凑到一起干活了。想想在迪士尼，面对着十几个获得奥斯卡奖，却非常无私的创作者，我突然觉得在中国做导演是一件非常孤单的事情，也确实反映出我们人才的严重缺乏。
《我们诞生在中国》其实是一次“全球化采购”。我们面试了中国、英国、德国、美国的制片、摄影师、剪辑师……其实，如果不肩负着为中国电影工业培养人才的责任，拍电影可以相对“轻松”，我们也可以进行“全球化采购”，但这并不是长久发展之计，我们还是应该注重培养我们产业的力量。
丁晟（《铁道飞虎》《解救吾先生》导演）
根植生活，深入采访
坚定打造精品的信念
去年《解救吾先生》获得好评，今年贺岁档新片《铁道飞虎》的剪辑刚刚完成。拍完这几部电影之后，我认识到电影创作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植根于自己的生活、植根于自己的观察，拍出能够打动中国观众的电影。之前的《解救吾先生》，就是植根于大量的下基层、大量的采访，翻阅了大量的材料，我还深入看守所里采访狱警，心态不着急、慢慢去磨，才成就了这部电影。
我喜欢警匪、动作类型影片，这也是我比较坚定的一条创作道路。比如《铁道飞虎》，前有《铁道游击队》，几乎是无法超越的，或者说观众不允许超越。因此我只能不去模仿、尽量去创新，不让人感觉到我在借IP之力。接下来我的作品《英雄本色》，也已经开始做采访，这是比较传统的做法，但却是最有效的。
大鹏（《煎饼侠》导演）
别让“网大”拉低了电影的格局
我是一个互联网的从业人员，成为电影导演，是一个特别被动的选择，《煎饼侠》更相当于是老板对于我“服役”13年的一个奖励，总投资1800万，公司投了800万。
等我自己做上了导演以后，我就变成了那种别人眼里和嘴里说出来的什么人都能做的那种人，所以我就逼迫自己学习。过去一年我合作了很多导演，包括冯小刚导演、王家卫导演、周星驰导演、徐克导演等等，跟他们去学习。
我一直认为，到电影院里享受大银幕的震撼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因此我对于网络大电影的方式，不仅不支持，而且非常反感。电影就是电影，为什么最后变成了网络大电影？而且，几乎所有的网络大电影的质量都不高，整体感觉都在拉低电影的格局。
目前我正在监制一部在澳门拍摄的电影，本子非常好，但我没有去抢导演的位置，因为不是我擅长的题材。我自己正在筹备关于一个乐队的故事，想做一部音乐的电影。所以我一年都在做这个事，找了几个新人的演员，从去年开始就培训他们打鼓、弹琴，我觉得这是我力所能及的，就是一点一滴在自己的电影里体现有质感的东西。
乌尔善（《寻龙诀》《画皮2 》导演
应从“对手”身上汲取成功的经验
好莱坞电影不是“敌人”，而是“对手”。我们在对手面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其实应该更主动、更积极地学习。就像韩国电影，通过大量的学习、模仿，然后结合他们的本土文化、历史和现实状况开始原创，产生出一种独有的创作形态。
前一段时间，我写剧本写得很苦恼。我一直创作的都是中国传统题材，翻遍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著作，没有找到一本关于中国叙事技巧和叙事传统的著作，但好莱坞经过了1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很多专业的著作，总结了从古希腊开始几千年的叙事传统，从戏剧一直到电影，他们的叙事体系是建立在大量文本实践上，并在当代进行了不断的验证。
我们的创作往往要通过个人经验，但有时需要技巧来辅助，尤其是一些题材和类型超越个人经验的时候，只能通过历史文化或者他人作品得到更多的经验。
此外，我不认为娱乐的电影就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比如《疯狂动物城》，如果把动物换成人物，就是一个美国当代年轻人真实的故事：一个小镇青年来到大城市，和不同族异之间产生的戏剧冲突。这就是美国电影的“本土化”，每一个超级英雄都在处理普通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不断根据社会问题在调整主流电影要阐释的核心戏剧矛盾。有这样的“对手”很好，我们能从“对手”身上，看到很多怎么去做的方法。
具体到今年暑期档，比去年的增长率下降了，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坦率说，美国电影全年票房总产值的40%以上都在暑期档，因为他们的暑期档是青少年档，大量的超级英雄电影、科幻电影都是针对这个档的。但是客观来看，中国的电影生产完全忽略了这个档期的特殊性。去年《大圣归来》《煎饼侠》《捉妖记》，其实都是年轻人放假的时候最喜欢看的电影，有想象力，也快乐轻松，于是成为青少年在暑期的第一选择，所以去年票房有非常爆的一个状态，今年则缺乏这种电影，需要我们未来在创作上更有针对性。
李骏（《惊天大逆转》导演）
没有类型的共性
就谈不到导演的个性
每个导演都希望创新，希望在作品中呈现自己最好的状态。作为一个工业化的行业，还是有很多基础性的保障体系要完成，比如从业者的法律意识。现在电影行业不缺钱，资本已经达到可以投资好莱坞的水准，但面对自己人的时候，很多东西反而不能保障。最后流失掉的，就是对电影本体的认知和尊重。
比如即便是在传统工厂里，员工也有休息日，但电影行业的特殊性，让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超人”。这样的体系很难支撑精品电影的批量产出，而是靠某种精神“拼”出来的偶然性产出。我们拍片时用了韩国的团队，拍摄过程中注重通过制度性的保障，保证所有人员的休息时间，保证对所有工作人员的尊重。既然电影是工业，就要靠集体合作，就要靠规矩、制度乃至法律的规范。
我再谈谈《惊天大逆转》，我喜欢犯罪类型片，而类型片恰恰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到现阶段所必须的。所谓“没有共性就谈不到个性”，很多创作者非常有个性化色彩，拍自我意识的作者电影，但市场还是需要有一定电影技术和艺术追求的人来坚持拍类型片。同时，观众走进影院看类型片，也希望看到有导演个人特点的作品，而非千篇一律。
因此在拍《惊天大逆转》这样纯粹类型片的时候，我认为导演个人表达的部分要控制在10%之内，在镜头美学、故事阐述上释放一点自己的表达，而且个人表达一定要和电影整体风格相一致。导演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克制”。
忻钰坤（《心迷宫》导演）
青年导演要抓住时代给予的机会
《心迷宫》的成本只有200万，这样一个低成本的影片，正是因为今天的产业环境好，才有机会进入市场，并获得1000多万的票房。
今年5月，三个国家导演合作的《再见，在也不见》正式上映，因为参与这个项目，我有机会看到了其他国家年轻导演的状态。他们给我的反馈是“特别羡慕我”，可以有机会拍各种类型的电影，而在新加坡、泰国，基本没有本土电影了。他们的青年导演只能拍文艺片或者艺术片，只有这样才能有通过国际销售回本的可能性。反观自己，我身处特别好的时代。
现在有不少资本找上我，有一点曝光度的导演在他们看来，都是票房的保障。他们的项目都很大，大到可以“吓到我”。
《心迷宫》是从影展走出来的项目，影展推出来的是可以拍类型片，有自己作者表达的电影。影展策划人不希望我们快速地接触到太过商业的项目。目前我的第二部电影正在筹备，还是在不大的成本内拍一部原创性较高的电影，没有任何市场压力，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去拍摄就可以了。也正是因为没有市场的压力，在拍摄时我不必做太多人物、剧作上的妥协，因为作品不是大众化的，是面对小众影迷的。
程耳（《罗曼蒂克消亡史》导演）
创作要抓住中国人特有的情感
我们承认很多情感是世界相通的，但电影所需要的微妙的情感，又是非常民族化的。例如我拍《罗曼蒂克消亡史》，起初找了一个得过四次奥斯卡最佳剪辑奖的剪辑师，剪了三个月后，所有中方团队都崩溃了，后来我们自己承担了剪辑的工作。
我们的水平也许不高，但我们对中国人的表演、中国人的情感以及表达方式更加了解。因此我们和美国电影竞争，最该抓住的核心就是本土化，抓住中国人特有的情感。
拍摄《罗曼蒂克消亡史》过程中，一位日本演员过来和我“抱怨”，说除了导演和摄影师，没有人关心她究竟演的是什么。但是在日本拍戏，演完一条之后，包括场工在内的所有人都鼓掌致意。我在反思，除了核心团队，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何去何从？我们必须要组建一个更具信任感的核心创作团队，这是我们共同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韩延（《滚蛋吧！肿瘤君》导演）
借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刻画人物
近来有文章称“中国电影大萧条”，我不这么认为。这半年来我在写剧本，找的编剧都是很年轻的，有的刚毕业一两年，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完整剧本，手里都有三四部片约。这是产业蓬勃发展的一种体现，年轻人机会多，资本也保持着热情。
我曾经得到一些反馈，不少最普通的观众认为，9块钱抢到一张好莱坞大片的电影票，就去看，不用选择。但看完之后总会说，“这个人物太假了，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中国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还是在找情感桥梁，找共鸣。这就要求创作者编写剧本的时候，还是要多借用一些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刻画人物。
电影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文本技术，一种是视听技术。后者是有办法处理的，但文本技术确实没有很好的办法。美国编剧没办法写出中国故事，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今年以来，我发现在豆瓣上打分的人数明显减少了，我一直在思考，是不是年轻人不喜欢表达。我和90后编剧开会时，也出现了“你不问，他就不说”的情况。如果我看了一部好电影，肯定会四处和别人推介，这是习惯性评价。但现在确实评论减少了，话题性也没有之前那么热。
路阳（《绣春刀》系列导演）
项目多、人才少
电影产业仍处在上升期
中国电影产业化十几年，对观众观影习惯的培养很成功。不久前我去海口参加活动的时候，当地的一个年轻人告诉我，海口市所有电影院的电影卡他都有。不管近期上映什么电影，他已经进行了消费行为，这对于电影产业来说，是可喜的事情。但看电影和进电影院，现在是两个行为。很多人选择在网络上看电影，新媒体终端分流了一部分观众。
而好莱坞有100多年的历史，整个行业是开放的，和其他行业有很多的交互。中国的电影行业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得不到其他一些工业级别的支撑。技术都需要靠电影行业内部研发、升级。
当然，我们在发展中会遇到一些问题，但电影市场会因此衰退？答案是否定的。
一个行业的增长或者衰退，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也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中国电影市场目前是“供大于求”，一旦电影不好看，观众就不进影院了。而从行业内部的供需关系看，一个年轻编剧手中都有三四个剧本，这就说明项目多、人才少，行业内部对创作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电影市场不会衰退，电影产业也不是“萧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