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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居居女孩
达斯·维德（Darth Vader）首次在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Star Wars）中现身时，伴随着他标志性的沉重呼吸声，他毫不留情地掐死了一个人。几幕场景之后，他又让一个星球灰飞烟灭。他屠戮下属、他用原力让人窒息，他的所作所为皆是一个“好人”永远不会做的事。但在那个时候，作为“坏人”，他们的设定就是做好人永远不会做的事情。而好人不会只为个人利益而战，他们的价值观会驱使他们为心中的正义而战。
《小红帽与大灰狼》（作者：Carl Larsson）
这些对立的道德形态不仅只存在于《星球大战》中，还存在于《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2001-3）、《x战警》（X-Men）（2000-），以及大多数迪士尼动画片之中。
事实上，几乎所有基于民间传说的大众文化都有着相似的叙事结构：好人与坏人为了世界的美好未来而战。从纳尼亚王国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大量的电影和漫画中都有着类似的情节，但这些在最早期的民间故事、神话或古代史诗却是少见的。
在漫威的漫画当中，雷神索尔能拿起雷神之锤的前提是，他必须证明自己有资格拥有它，而最终索尔也用自己的品行证明了自己的资格。但在古代神话中，雷神托尔作为一个拥有超能力的神祗，其行事动机远不会是类似“证明个人价值”这一类原因。
在古老的民间故事中，没有人会为价值观而斗争。关于个人的故事可能会表现出他的诚实或好客等美德，但民间故事中对于哪些行为是好或是坏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例如，某个故事的人物因为不听劝告或建议而受到了惩罚，可是在另外一个故事里，人物却可能因为不听从建议而死里逃生。故事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相一致是保证新故事逻辑性的重要要素，因此这些经典的神话或民间故事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新的改编和再创作，比如雷神索尔和洛基在漫威漫画中被赋予的新的价值观。然而这两个人物最初在冰岛的民间诗歌《Edda》中，被赋予的只是不同的个性，而不是价值取向。
那些口口相传的传统故事虽然大多以道德说教而闻名，但也不像现在的流行文化这样人物都有好坏之分。在《杰克和豆茎》（Jack and the Beanstalk）和《睡美人》（Sleeping Beauty）这样的故事里，谁是那个好人？
《杰克和豆茎》里，主角杰克是被赞颂的对象，但他并没有正当的理由去偷巨人的东西。《睡美人》有展现善良之类的品德吗？有人与恶势力斗争吗？
即使是那些让人看起来像是善与恶斗争的故事，比如《灰姑娘》（Cinderella）的故事，也不取决于如此简单的道德二分法。
在传统的口述版本中，灰姑娘变美只是故事情节往后发展的需要，重点并不在于对抗和惩罚继母。《三只小猪》（Three Little Pigs）中，不论小猪还是狼，都没有采取为对方所不齿的卑鄙手段。它只是一个谁先吃掉谁的问题，无关善与恶。
在像《伊利亚特》（The Iliad）这样的史诗中，情况更为复杂。《伊利亚特》中有两个不同的“阵营”，其中的人物也持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但是他们并不像现代流行文化中的好人和坏人那样代表两组对立的价值观。他们的观念只代表他们自己，而不代表正义、邪恶或任何其他东西。虽然他们经常谈论战争，但他们从不会因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正确而进行斗争。
从表面上看，善与恶之间的道德对峙，是文化与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相适应的产物——根本上来看，它赋予的是一个政治愿景，而非道德观念。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多数民间文学学者一直在关注民间传说中的原型或共性。其中隐含的驱动力是，如果各个国家的神话和故事之间的共性大于个性，那么是否也可以证明各个国家的人民之间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和团结一致的可能性。因为早期的民间故事大多是专门用来展示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不同的。
英国作家兼评论家玛丽娜·华纳在她的民间文化研究著作《从野兽到美人》（From the Beast to theBlonde）（1995）提到，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将民间故事看作是我们心理和发展斗争的类比，而她不认同这一观点。
玛丽娜·华纳认为，相反是外部环境使这些故事在几个世纪里与读者和听众产生了共鸣。尽管如此，这两位学者都想要找到这些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历经几个世纪变迁仍保留下来的相同寓意。
以民间传说为基础进行创作的小说家和电影制作人似乎也更注重共性。
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改编自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Faces ）（1949），《千面英雄》描述了一群像卢克·天行者一样的普通人物的奇妙旅程；《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的作者J·R·R·托尔金用古英语史诗的形式重现了一片奇幻大陆；许多漫画书都直接或间接地地引用了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使得相结合形成故事线索的新旧故事都能焕发生机，并让世界的地不同的神话传说进行融合和交流。
比起民间故事的共性，使得当今的民间故事性质不同往日的历史性转变却未被充分讨论。这种转变使得故事关键在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矛盾，人物不再为晚餐斗智斗勇，也不再为得到美人而发起战争，而是为能改变或改善社会的价值观而战。好人会为他们的信仰和正义感挺身而出，并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在现代故事、电影、书籍、甚至政治隐喻中，这种情节可以说无处不在，有时候的确很难觉得这些故事的情节和伦理道德有多么新颖或多么怪诞。
当格林兄弟在19世纪写下他们当地的民间故事时，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些故事来定义德国人民，让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建设现代化国家。格林兄弟师从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而冯·赫尔德总是强调语言和民间传说在定义价值观方面的作用。
在冯·赫尔德的专著《论语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Language）（1772）中，他将语言形容为“理解的自然器官”，并提出德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伴随着国家的语言和历史发展形成的。
冯·赫尔德和格林兄弟是当时产生的新观念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公民起到约束作用的，应该是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血缘关系或土地用途。对于格林兄弟来说，像《死神教父》（Godfather Death）、《背包、帽子和喇叭》（The Knapsack, the Hat andthe Horn）这样的故事正是揭示了从德国语言中所产生的纯粹的思想形态。
而像这样通过一套特定的特征和价值观来团结德国人民的必然结果是，处在这一民族文化之外的人民，则会被认为缺乏德国人民所拥有的特质和价值观。也许，冯·赫尔德早已发现这一观点具有引发大规模暴力的潜在可能性，因此他同时也赞扬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别是，他认德裔犹太人应该享有与德国基督徒同等的权利。
尽管如此，随着《格林童话》的广泛流传，其中潜在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断地被放大，最终影响力扩大到了整个欧洲。民俗学家们随之开始专门为定义自己民族特质和价值观而写书，不仅如此，许多现代国家开始将本民族以外的“其他人”视为道德怪兽，并对他们进行排斥和欺凌。
在《格林童话中的残酷事实》（The Hard Facts of theGrimms’ Fairy Tales）一书中，美国学者玛丽亚·塔塔尔谈到了威廉·格林关于信守承诺的重要性的说法。
她声称：“比起缺乏道德秩序，《格林童话》其实更多的是坚持在不体现道德的故事里也声明遵守道德的重要性。”这种做法使得读者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这些故事里导致冲突的，不仅仅是谁先吃掉谁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对立。
毫无疑问的是，格林兄弟为《格林童话》增加的道德内涵也影响了贝特尔海姆、坎贝尔和其他民俗学家，他们认为民间故事都存在着内在道德，即使是那些并不被当作道德寓言的故事。
在这种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其他作者也开始改编传统民间故事，并为他们赋予道德内涵，例如《罗宾汉和诺丁汉郡治安官》（Robin Hood and the Sheriffof Nottingham）。在约瑟夫·里森对罗宾汉的故事进行改编之前，他一直都只是一个和同伴们在森林里过着快活日子的亡命之徒。
直到约瑟夫·里森改编的版本，为了激励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英国民粹主义者，罗宾汉被塑造成了一个劫富济贫的英雄。
约瑟夫·里森版本的罗宾汉的故事深受大家喜爱，以至于现代版的罗宾汉故事，如迪士尼1973年的动画片和1991年上映的电影《侠盗王子罗宾汉》（Prince of Thieves），都更集中于展现罗宾汉履行超越法律的道德义务的形象，而不是他原始故事里寻欢作乐的生活。而诺丁汉郡长也从一个单纯的对手被塑造成了一个滥用权力的宵小之徒。
不论是发生在国家范围内的故事，如罗宾汉，还是一个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故事，如灰姑娘，不论规模大小的冲突在再创作的过程中都更偏向于被塑造为价值观的冲突。
亚瑟王的传说也是如此。在12世纪，诗人们描写亚瑟王时，他的国籍通常为写为法国，例如诗人克雷蒂安·德·特罗耶斯，因为那个时候亚瑟王还没有被塑造成英国的灵魂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他的对手通常是怪物，而不是那些道德败坏的人。
到19世纪初，在丁尼生的作品《亚瑟王传奇》（Idylls of the King）中，亚瑟王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英国男子气概的典范，并且与象征道德败坏的人斗争。到了20世纪，传说中的亚瑟王城堡“卡梅洛特”则演变成了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中的，过于理想化的王国的象征。
一旦民族价值观渗入故事情节之中，这种由好人与坏人对抗体现出的特定的道德形态冲突便得以成型。
现在的故事有一个特点：人物通常会转变立场。如果一个人物的身份和阵营是由他的价值观决定的，那么当他的道德观念因某些事情产生变化时，他的立场通常会产生动摇，甚至直接转换阵营。但这种设定也并不是被所有人都认可的。
例如，在1988年的PBS系列纪录片《神话的力量》（Power of Myth）中，记者比尔·莫耶斯曾与坎贝尔讨论过《星球大战》中一共借鉴了多少古代故事。他们并没有思考过达斯·维德因愤怒和仇恨改变想法，最终在与卢克和起义军的战争中叛变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伊利亚特》，哪怕阿喀琉斯生阿伽门农的气，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投靠特洛伊。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特洛伊人，他们既不代表人类的优秀品德，也不代表人类的道德缺陷。因为双方的战争不是关于爱与恨的内心斗争与冲突的暗喻，因为情绪变化或感情受到伤害就做叛变之举实在不太合逻辑。
而在《星球大战》中，对立的双方各自代表着不同的人类特质和品德。因此，达斯·维德的立场完全取决于他的内心愤怒或爱的情绪。
而现代故事中，坏人弃暗投明的情节也十分多见。《指环王》系列、《哈利·波特》系列以及电视剧《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中都有类似情节。一个坏人出现内心变化，往往是在因为某个情感宣泄的时刻，因为在这时，某些构成人物原本身份特质的核心要素正在瓦解和消失。
现代故事中，当好人与坏人对抗时，在道德形态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坏人没有忠诚感，他们轻易背叛，并经常不善待同伴和自己人。无论是让自己的人民挨饿的诺丁汉郡长，还是残杀下属的达斯·维德，坏人总是对他人满不在乎，他们的同伴哪怕只是犯了些小错误都会受到他们的惩罚或指责。这与古代故事有很大不同，古代故事中少有邪恶的反派人物，反派多是垂涎人类的怪兽。
相对于坏人，好人总是充满包容性和宽容心，即使他们的同伴犯了错，好人也依然对他们充满信任。罗宾汉的牧师兼管家塔克修士喝醉了酒，但罗宾汉并没因此责备他；走私船长韩·索罗加入起义军，虽然他从前臭名昭著，但卢克·天行者仍然热情友好地对待他。好人与流氓、怪人、曾经的坏人一起工作，而他们的对手中往往还存在着一些被坏人欺负和逼迫，最终可能会选择加入好人的人。
在许多正邪斗争的故事中，宽恕坏人邪恶行径的时刻往往是情感上的高潮。并且，虽然好人的一方总是由一群不同来历和背景的人混杂而成，但他们永远不会拒绝和丢弃任何一人。
然而，这种现代故事中让人值得骄傲的精神对于古代故事来说却是不合逻辑的。古代故事里的人物不会在战斗中叛变阵营，并且阿喀琉斯也永远不会赢得战争，因为他的军队是由叛离特洛伊的乌合之众组成。在古老的故事里，伟大的战士从不是斗志旺盛的新兵，而是战术专家。
关于正邪斗争的故事往往是有潜在的道德教化的，但故事对于正邪的分类大多过于简单，阻碍了观众对于不同道德品行的深入思考。《伊里亚特》、《摩哈婆罗多》和《哈姆雷特》等古代故事都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刻画人物的矛盾，因此这类故事更令人感到痛苦。
但现代故事大多相反，它们通常直接根据不同价值观对人物进行了简单的正邪分类，把观众对于人物道德行为的思考和想象直接简化为对正义的支持和对邪恶的反抗。一个人物，要么是正义阵营，要么是邪恶阵营。
现代故事中对于正邪的叙述和分类可能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复杂性，但它们确实通过对正义的宣扬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并且有利于鼓励人们加入军队，保卫民族和国家。
现代故事中，人物的价值观似乎就是道德品行，与民间传说和神话的联系也使他们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即便如此，这些价值观并不是从道德中产生的，也不能代表道德。它们实际上根植于政治愿景，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不能帮助我们深思熟虑，或者更深入地思考我们行动的意义。和最初的格林童话一样，现代故事依然是一种政治工具，旨在让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并对国家有归属感和责任感。
这些充满正邪对抗的电影、漫画书和游戏等通常都会有数量巨大且狂热的粉丝群体，这可并不是巧合。
“粉丝群体”（fandom）这个词本身就暗含着类似一个国家或王国的结构和理念。更重要的是，这些关于超级英雄们为拯救世界而战斗的故事里，被赞扬的道德品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授权。好人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坏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太邪恶啦，给世界带来的风险巨大，我们哪怕是破坏规则也一定要打败他们。
在我与《长夜：世界集中营发展史》（One Long Night: A Global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作者安德莉亚·皮策的交谈中，当谈到现在两个对立阵营总有着不同的道德素质这一观念的兴起时，她说：“这三个发明的碰撞造就了集中营——铁丝网、自动武器和认为某个类别的人类应该全部被关起来的想法。”当我们阅读、观看和讲述好人与坏人作战的故事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服自己，如果我们的对手心中有任何忠诚感或对他人生命的敬畏和尊重，那他们就不会在我们的对立阵营中，更不会与我们为敌。
简而言之，我们正在让自己相信一种观念，即某一种道德品质必属于某一类人，而非某个人。这种逻辑从格林兄弟和冯·赫尔德的观点来看，暗含着“某一类人应该被关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合理性认同。
当我观看电影《神奇女侠》时，片尾的演讲中声称亚马逊族人将原谅“人性”在二战中所造成的一系列罪行，这让我再次想起了这一观点：正邪对抗的故事中总是宣扬着，正义的一方可以为了胜利采取一系列有利的暴行，有些行为过界也在情理之中。
